（一）

　　我陪着母亲王定国在全国政协礼堂，再次观看了电影《黄克功案件》，母亲虽然102岁，但耳聪目明，精神很好。因为她是健在的经过长征的女红军，又当过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机关领导做了很细致的安排，大家都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对延安，她有着特殊的感情，不顾年事已高，到场观看这部反映延安法治故事的电影。

　　我父亲谢觉哉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当时“黄克功案件”在延安很有影响，母亲虽然没有参加那场公审大会，但这个案件她是很清楚的。在看电影过程中，我观察她，每当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出场，她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情，特别是出现陕北公学操场上的审判法庭时，她激动地竖起了大拇指。毕竟是年过百岁的老人，她言语不多，喜欢用动作表示，当黄克功因为逼婚枪杀女学生，最后被判处死刑时，她又竖起拇指。可见她心里法律意识根深蒂固，这是因为她多年同父亲一起工作，建国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的缘故，所以她对法治题材的电影有特殊的感情，她紧紧地拉着年轻导演王放放的手，表达她对这部电影的喜欢。

　　我是1942年8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由于年龄太小，对那时的延安及各种生活细节都记不得多少，但对表现这一时期历史、现实的文学艺术作品却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很乐意以做艺术顾问的方式支持青年导演王放放的创作。2012年是影片《许海峰的枪》，2014年是这部《黄克功案件》。

　　在当下电影市场中“唯票房”、“唯娱乐”的不良形势下，著名编剧王兴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目光锁定到中国近当代历史一些有特点而又鲜为人知的人与事上。这次，他把目光聚焦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延安。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我父亲一直在那里忙着人民政府、法制建设的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展开抗日工作。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我父亲出任边区政府司法部部长，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1937年4月26日，为使苏维埃过渡到特区政府，他负责苏维埃政府机构的改编，并参加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1937年5月23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公布，开始边区政府首届边区议员的选举。

　　由于形势的需要，我父亲于同年7月17日从延安出发，到甘肃兰州“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担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甘肃代表；任务是宣传我党的联合抗日的政策与主张，开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

　　就在这一年的10月，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的案件在延安发生，震动全国。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成为对我们新生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严峻考验。王兴东、王浙滨夫妇历时数年，将这个七十多年前的“黄克功案件”挖掘出来，通过其老练的编剧艺术手法写成剧本，为影片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记得在几次剧本修改与讨论之后，我曾对王放放导演说,有这么一个戏剧性强、结构完整、人物刻画充分的剧本，是导演的幸福；现在就是要你发挥导演才华和能力的时候了。我希望他在尊重与发挥剧作主体优点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表演、视觉造型、场面调度、剪辑等电影艺术手段，将剧本更上一层楼地搬上银幕。

　　我很欣赏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在商业潮水席卷整个电影市场时，竟然不被迷惑，毅然咬住这个革命的题材，奔向艰苦的陕北高原，经过艰难的3个月拍摄以及超过半年的后期剪辑、修改、配乐、特技、调色等繁复的制作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黄克功案件》，结实丰富、流畅生动，堪称不同凡响。

　　从导演创作角度看，我以为首先是成功、准确地选择和使用了众多演员，特别是审判法官雷经天的扮演者成泰燊。他的形象、气质与内敛的表演，与剧作中的人物结合为一体，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开创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人物形象。银幕上，作为审判长，他在法律上“不是一碗水，是两碗水我都要端平”和“给自己判了三个死刑”的“金句”，极具有艺术魅力，感人至深，又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作为执导第二部影片的青年导演，王放放与摄影、美术、录音合作者们，成功地运用实景搭建与内景结合的方式，真实、丰富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历史生活环境；再现了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这次独特的、民主的、法治的、开创性的案件审判。他在导演技艺方面的进步，不容小觑。

　　（三）

　　当然，由于各种客观上的原因，出现了很多困难，这部电影在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支持下，能够问世已属成功。作为在延安出生的我，一直想导演一部反映延安的影片，始终未能如愿。所以，我对这部电影格外关注。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搭建的临时审判法庭，这场阳光下的审判，将成为中国银幕上难得创新、前所未有的场面。

　　中国共产党对犯法的高级将领，置身于阳光下进行民主公开的审判，充分呈现法度下看得见的公正，真实展现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下的法院公开公平的审判理念。

　　王放放导演和制作者们，在陕北的榆林真实地营造了这场民主审判的典型环境和氛围，牢牢地把握着“平等”主题，先前让雷经天在判决离婚案中出场，即男女平等。审判黄克功进入最后的戏剧高潮，主题升华到了顶点的情节时，是毛泽东派人快马送信来，使人们的期待出现了意外，毛泽东没有使用戴罪立功的赦免权，赞同处以黄克功极刑，证明共产党不搞官贵民贱，突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令人寻思良久。

　　审判长雷经天的出演者成泰燊在宣读毛泽东的回信时，句句如金石，掷地有声，特别是毛泽东布大信于天下：“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后车不覆，电影凸显其法律的警世意义，尽管我从剧本到样片初剪，多次看过，但每当聆听到77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发出的谆谆告诫时，依然震撼我的心灵，这正是《黄克功案件》革命历史题材返照现实的魅力。

　　温故而知新，这部电影让我更增加了对父亲母亲的理解。他们参加红军，靠什么力量爬雪山过草地万里长征，不畏生死，不惧强敌，在延安艰苦的环境下，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息？这支军队为什么从弱到强，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战歌，最终取得了全国的政权？那就是，共产党人具有对革命的信仰和严明的法纪。

　　首个国家宪法日，奉献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对依法治国的礼赞。

　　作者简介：谢飞，我国著名电影导演、电影教育家，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副院长，中国影协副主席，担任过蒙特利尔等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委。编导电影多部，其中《湘女潇潇》获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本命年》、《香魂女》分别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金熊奖；《黑骏马》获得第19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